【问题原文】
为什么德国，这个贡献了如此多知识精英的国家，在国家决策上面如此愚蠢，卷入了两场打不赢的世界大战？
从1900到1945，德国人拿到了五分之一的诺贝尔物理奖，三分之一的化学奖。几个对人类历史影响很大的发明和理论都是德国人完成的，比如合成氨，比如量子力学（德国人的参与程度非常高），比如相对论。应该可以说，德国人的确贡献如此多的知识精英，虽然这是个假象，因为很多得奖的，其实是犹太人。
遗憾的是，这些知识精英很少能够参与国家的决策，发明了合成氨的哈勃，一战的时努力的为德国人开发毒气，最后死在去往以色列的途中。这些知识精英，没能够阻止德国人发动战争，很多时候，自己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与之相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知识精英在二战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曼哈顿工程和德军密码的破译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知识精英能否做出对于国家有利的决策，我们得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不要过分相信，毕竟军国的精英参谋们既能策划出9.18，也能发动珍珠港。因为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应该是多样化的，互相制约的，否则，一段时期的成功，往往是更大失败的铺垫而已。

为什么德国人在那个年代如此暴殄天物，不能人尽其才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推广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始终把我们国家最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放在决策者的位子上，具体到每个人，我们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具体如何做，才能建立这套制度。

【来自毛奇的回答】
感谢邀请。

不想多谈两次大战，大家多少都了解一点，只想就所了解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德国思想史谈几点看法，可能有点离体，而且回答肯定不会让很多人同意，也会让很多人不高兴。

1 我想说的是，阁下可能夸大了一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可能也夸大了这个民族对于文明真正的贡献，这个问题早已有人问过，我不认为德意志民族对于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真的如提问者说的那样伟大，稍有历史和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与西欧其他民族相比，18世纪之前德意志的文明实在太黯淡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德国的文化繁荣是非常短暂的事；另一方面，刻意突出聪明严谨，在我看来本身就是在附和某种种族优越论，这种言论在过去德国的知识界十分普遍，这本身就是错误和危险的，或者说，是其民族命运的一个根源：这么优秀的德国人自然应该统治世界，至少应该比夸夸其谈的法国SB和虚伪的英国人更有资格，而其他种族更不在话下了——我想这是很多有着类似的条顿情结的中国青年的潜在意识。
19世纪德国有个历史学家，叫海因里希 冯 特赖奇克，他曾鼓吹所谓的民族性理论，如果这种研究是为了寻找民族之间的差异、承认这些差异并看到自己民族的不足，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很遗憾，这种理论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证明日耳曼种族的优越，证明凯尔特高卢波兰等种族的低劣；我不能接受这种民族性理论。价值是多元的，除了聪明严谨，还有很多其他值得珍贵的价值；而且，就算在聪明严谨上表现得比较出色，也并不意味着别人就没有这方面的品质。在我个人看来，人对自由的追求是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内在的生生不息的动力；可是，正像19世纪西方一些观察家（托克维尔就是其中一个）看到的，德国人对此没有多大热忱——能因此说德意志是个只配受奴役的劣等民族吗？——或许正是个人的存在意义被缩小了，所以才把自己的价值投射到国家、投射到对集体征服的事业中吧。
种族优越论是德意志思想曾经的愚蠢之处，并且它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可惜很多时候，很多人并不愿意去反思这一点，仍然陷在19世纪的那些错误言论和观念中，或者被武力和外交伎俩瞬间的得逞弄得目眩神迷。

2.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这个问题预设了这样的看法：精英在政治决策方面本来应该是明智的。我不同意这样的预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世界所有极端的政治理论和行动，没有哪一次不是得到一大帮知识精英热烈鼓吹和支持的。种族灭绝是德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没有哪位严肃的学者会把这场不幸仅仅归咎于希特勒个人或少数好战分子。柏林大学刚刚创立时，它的哲学教授中有费希特这样响当当的人物，但是不应该忘记，当他唤起德国人的民族感情时，也不失时机地对法国革命者赋予犹太人公民权的做法大加嘲讽，他说，“除非一夜之间将犹太人的头颅换掉，否则他们的观念是不会改变的”。同样不应忘记，德国的科学家们也曾为种族优越论寻找各种依据。应该提醒的是，在人们为兴起于拿破仑侵略之际的民族主义叫好的同时，必须看到德国不少民族主义者思想中排外、陈旧和错误的东西，质言之，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尊重平等的价值，而只顾强调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和贬斥别人。比如，德国的体操之父之一雅恩（ F.-L. Jahn）就是这样一个大力宣扬仇外情绪的人。

3. 对于广泛流传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胜者王侯败者寇”，乃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本人同样不能接受，而且我同样认为，这样的观念深受近代德国邪恶思想的毒害。确切地说，过去德国之所以在别人眼里显得那样咄咄逼人、它的政策手段那样让人难以接受，是因为它是强权政治最狂热的推崇者，是普世价值最得力的反对者，很多德国的思想家（据我了解历史学家特别卖力）就是这类观念的吹鼓手和帮凶，在他们眼里，所谓普遍的自然权利、世界和平、人类博爱之类的学说纯粹是西方虚伪的说教和启蒙哲人的梦呓。席勒说过，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意思是说，历史已经对是非善恶作出了裁决，失败者、被征服者永远是错的；在德国的那些哲人和历史学家那里，马基雅维利显得卓然不群；俾斯麦的Realpolitik的完美和成功也证实了这种无情的权力哲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何况黑格尔不是已经以他高超的辩证法证明，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吗？我不能赞成，据我所知，Lord Acton也不赞成，道理很简单，任何暴政都会以这样的哲学来为自己辩护；纳粹和日本侵略者，我相信也是能从这种哲学中找到理论依据的。
俾斯麦曾说，只要大多数刺刀在我这边，那我就是正义的。这是在混淆力量与道德的关系，一种邪恶的诡辩，跟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是一回事。当攻入德国的苏联红军对德国妇女大肆施暴的时候，按俾斯麦等人的强权逻辑和成王败寇的历史理论，德国妇女罪有应得，因为大多数刺刀在别人那一边，因为别人是战胜者。幸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即使在战胜者那一边还有个索尔仁尼琴。
说得理论一点，这是两种思潮之间的斗争：自然法和德国的历史主义。
我想，强权的崇拜者大多太迷信武力和恐怖的效果，低估思想的力量和别人抵抗的意志，而且很可能对自身体制的脆弱估计不足。精明如俾斯麦者，最终也不得不因为内部问题辞职：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无法继续以强制手腕去打击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就算纳粹真的能主宰全球，这种统治到底能持续多久也是令人生疑的，除非它有所改变。

4. 进一步说，个人不同意政治生活和国际事务中可以抛弃道德考量。很多人非常赞许Lord Palmerston那句著名的话，不错，人们都是在追求利益，但利益追求同样有规则，甚至日常经济生活也是如此。当人们总是把钦佩的目光投向俾斯麦和拿破仑这样的现实主义人物时，我宁愿相信，坎宁、伍德罗 威尔逊、特别是甘地才是真正给历史发展注入向上的元素的伟人。当然，一个把自身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过于依赖强权、蔑视原则的社会和国家会习惯于认为，所有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别人的所谓的原则无非是些高明的伪装，他们不愿相信追求权力和利益也可以有别的方式。

5. 简要介绍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的书，但我觉得更要看别人评论他的书。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以自己漫长的一生亲身经历了自己民族走向巅峰和跌入深渊的全部历程，今天如果能看到一部有关他的精神传记，那肯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他通常被认为是民族自由派（Nationalliberal），不过这种自由很少关心个人权利，它更强调的是民族权力；迈内克认为，民族应该自由地生长和发展，展现其特有的价值，这种源自民族本性的价值不可能是不道德的；可是他并没有很好地回答，当一个自由生长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如果回溯到黑格尔的主奴道德和所谓的“世界历史精神”那里，这种情况下只能诉诸武力；他也不能很好地回答或者不去考虑，民族价值的道德性是否还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
有人曾说，迈内克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都贯穿着对力量（Kratos）和道德（Ethos）的关系的思考。作为德国历史主义最雄辩的代言人，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试图通过国家理性来调和力量和道德，甚至一度认为普鲁士国家堪称这种国家理性的完美表现。这种极端强调民族特质、过分礼赞国家权力的理论，与西方的人民主权和议会民主制是有矛盾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人们也不难理解，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为何在知识精英那里缺少认同。近代德国与西方的矛盾，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上的。单纯就经济实力和国家潜力而言，1914年的美国早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可是那时英国（当时世界秩序的主要支配者）最担忧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德国，这个史实本身便值得探究：忽视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而单纯考察力量对比的做法是片面的。
当然，在迈内克看来，他的见解也许是有道理的，毕竟一战之前德国的成就是在普鲁士的半专制君主国家的庇护下取得的，德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相信他们可以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 但是，他关于道德和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思考非常成问题，他片面地相信权力为善的一面，简直天真幼稚。一位英国评论家说，这种天真也许可以表明，迈内克个人具有某种伟大的人格（善良真诚），但这恰恰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局限。这种局限是那个时代很多学者共有的。
可以反问一下，当迈内克在垂暮之年思索“德国的浩劫”时，他自己十分应该深入反思一下自己所秉持的民族观念和权力理念的错误，特别是这些观念对普通德国人造成的影响。迈内克等人非常珍视的忠诚、纪律等“普鲁士的”价值，有可能成为一桩邪恶事业的帮凶。可以以另一位犯有纳粹罪行的名人、前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为例。当他被指控参与屠杀时，他说“我只是在履行一个军人的使命”。学者分析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中欧式的义务观念。因为他不去思考这个命令、这个他所服务的权力机构本身的合法性；这样的思考和判断需要某种普遍的价值标准，而不仅仅是民族利益和个人忠诚感。
但这种普世价值和超越民族之上的标准曾是迈内克等人质疑和反对的。
学识可以有最邪恶的用途。有些东西比学识更为重要。我相信宗教伦理哲学高于历史知识。

附上几段言论：
1. 19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9世纪末）：
“重复和平的使徒和为守财奴服务的神甫们的陈词滥调、抑或对这个时代的残酷现实视而不见，这种做法不适合于德国人。是的，我们的时代是战争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铁血时代。……强者压倒弱者……这是不容置辩的生存法则。我们在黑人部落中依然能看到的饥饿战争是非洲中部必要的经济条件，就像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圣战来拯救它最珍贵的道德文明财富一样。但二者都是一种生存斗争，前者是物质上的生存斗争，后者是道德精神上的。”
“当我们在考虑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时，今天表现最强烈的骚动就是德国大众一种自然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是针对一种在我们的生活在占据了过大位置的外来因素的。……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种情绪深刻而强大……它一直渗透到最有文化的阶层……犹太人是我们不幸的根源！”
“激进派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享有主权的人民的自由意志。但历史教导我们的恰恰相反：国家的崛起通常是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通过征服而实现的，就像战争一样：即便是在高度文明的时代，战争也始终是塑造国家的强大力量；因此各民族的内部政策不能仅仅根据舆论的变化来决定，而是要以政府行动来确定。”
An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er historians, pp.273-274, 291, 307.
这就是当时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声誉卓著的历史学者的言论。

2. 法国学者、早期基督教史大家Ernest Renan给他的德国同行David Strauss的信（19世纪末）：
“阿尔萨斯从语言和种族来说是德意志的，但它并不想成为德意志国家的一部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政治是各民族权利的政治，你们的政治是种族的政治，我们相信我们的政治比较好。那种过分强调人类的种族区分的理论，除了其科学基础的错误（因为完全纯种的国家非常少）之外，它只能导致灭绝性的战争，“动物学意义上”的战争……在这个世界上，您树立起人种学和考古学政治的旗帜，以此来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但这种新政治也会给你们带来厄运……您怎能认为，斯拉夫人不会效仿您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呢？”
Heinrich 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 S. 220.
谈不上喜欢法国人的政治，但赞成勒南，当时法国的政治要优于德国；而且也像勒南说的，斯拉夫人也可以像德国人那样，以历史为依据对德国提出要求。在德国人以语言和种族为理由索要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同时，面对境内捷克人和波兰人的要求，他们表现得是那样的傲慢，并为此找到了一个说法：“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

3.（ 一次大战期间，当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退出战争后）托马斯 曼因为战争不再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国家而感到欣慰，战争现在“只针对西方”，针对“三国自由的国家”，针对“文明”、“文学”、政治和饶舌的资产阶级…… 在反对西方和它的民主（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时候，托马斯曼试图捍卫他认为德国最深邃的东西：音乐、诗歌和哲学。德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明是对立的，它需要在西方受到唾弃的威权国家（Obrigkeitsstaat，有的甚至解释为专制国家或极权国家：引者），因为这个威权国家使文化免受政治影响：“德国文化观念的政治化也将意味着它的民主化，并成为德国民主主义的平齐划一的重要标志”。
Heinrich 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 S. 340.
这种看似高贵超然的文化观念，掩盖不了众多德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冷漠、保守、反民主以及对国家权威可悲的依附状态，这势必导致对专制暴政的纵容。

4.一个美国学者（D.H.Fischer）对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评论：
历史主义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按一般的理解，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在美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在伦理上，它的核心观念是邪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历史主义在伦理学上的经典表述是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这个信条把伦理（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限定在历史的领域。这是极端有害的……伦理历史主义通常采取两种站不住脚的形式中的一种。一些历史主义者——兰克是个突出的例子——不知不觉地把某种伦理体系偷运到历史学中，然后揭示说，历史本身的客观教益就是这种伦理。另一些人则把伦理历史主义转变为伦理相对主义。比如，迈尼克声称，“从事物最深刻的个体本质中产生的东西不可能是不道德的。”[1]这种学说必然变成某种伦理虚无主义。它将拒绝任何对从纳粹的“最深刻的个体本质”中产生的污物进行道德评判……[2]
[1] 原文为： Denn unsittlich kann nicht sein, was aus der tiefsten individuellen Natur eines Wesens stammt。
[2] 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1970, p.156.

有关参考书，除了上引著作，另可参阅：
F. Jaeger und J.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eine Einführung, 1992.
F. 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1936.
F. 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
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