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德作家论坛”进行到第三场，迎来了中国作家毕飞宇和德国作家米夏埃尔·伦茨、安娜·魏登霍尔策，他们探讨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作家心中的“家园与乡愁”。

米夏埃尔·伦茨：故乡是离家时穿在身上的大衣

米夏埃尔·伦茨(Michael Lentz)说，幸好作家不用肩负什么责任。更准确地说，作家所承担的责任，和其他每个人承担的责任一样。“如果哪位作家认为事事匹夫有责的话，那他也许该投身政界。”面对全球化及移民浪潮的发展，伦茨说，故乡就好像一件大衣，“你离开家时，要穿上这件大衣。进入另一座房子，你脱下大衣，心存希望，能再次找到这件大衣。如果在这座房子里，你需要逗留很长时间，那你最好能有两件大衣。”

毕飞宇：民族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

1964年出生、成长于文革时期的毕飞宇说，在现实中，他是一个没有故乡、也没有任何乡愁情绪的人，但在文学中，自己却构建了一个故乡——王家庄，即其小说《玉米》、《平原》等的故事发生地。

毕飞宇说他在作品写故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想分析中国的农民，想沿着鲁迅面对农民的心境，重新梳理乡村、农民和文明。另一个原因是，想沿着反思、伤痕文学再往前走一步分析广袤复杂的生活中的人性，而不是采用简单粗暴的好人坏人二分法。

此外，毕飞宇说他并不十分赞同鲁迅那句著名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话。他说仅作为审美、趣味来看，该话是成立的；但如果牵扯到民族、世界价值，这话就非常荒谬。“比如中国古代宋朝要求女人裹小脚，你能说这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我曾读过法国人写的《洗浴的历史》，文中说以前法国人认为水有害，不能直接洗澡，要穿着西服洗澡。而正是对水的这种认识，让法国产生了香水文化。‘水有害’这种认识能不能走向世界呢？所以如果牵扯到价值问题，首先要评判是否对生命有益，其次是否对生活有益。如果有害，那就不能成为世界的。”

毕飞宇说，在面对价值问题时，他不认同任何特殊价值。“我心中的价值只有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人类的价值，在最高的价值来讲，应该是同一的、普世的。”他说，小说家要做自己，“在现实中，我就是一个死心眼、一根筋的人。成为作家，我也只想写死心眼、一根筋的小说。”

安娜·魏登霍尔策：文学让不同故乡的人想通

安娜·魏登霍尔策(Anna Weidenholzer)说，家乡是一种情感，潜在身体的某处，它是亲密无间、是心中渴望之所，它的重要意义能够伴随着距离而不断加强。每个写作之人的责任首先意味着，将每个个体带入全球化的世界：仔细看，认真倾听，敏锐感知新潮流，具有政治意识。另外，文学尽己所能，通过语言制造移情，为特定环境营造感情，投以精确的目光令人领悟它们。

魏登霍尔策说，文学能够传递知识和同情心，它可以是一扇敞开的门，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显得不断整合的世界中人生经历如此不同，而那些人生常量，例如爱情、家庭、工作、或者死亡又是多么的一致。“可能那个在中国组装移动电话的女工身上发生的故事，亦或会是德国一个卖电话的男人的故事。全球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微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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